王蒙小说的时间意象：如镜子，如流水，如轻云
王蒙对时间的敏感，像一个诗人，甚至超过一个诗人。他在论述《红楼梦》时，说《红楼梦》的魅力在于林黛玉永远是13岁。文学给了人物不老的时间，也给了读者永远年轻的林黛玉。1934年出生的王蒙，从物理时间来计算已经年近九旬，但他的小说创作丝毫没有老态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爆发力，笔墨还是19岁写《青春万岁》时的热烈、奔放和激情。
时间的金线被王蒙编织出一个又一个神话，而时间的金线也将王蒙编织为一个童话老人。王蒙小说里的时间也随着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域变幻着不同的意象。纵向来看，他的作品像镜子一样映射着时代的进程、历史的变迁，是一部辉煌的史诗。横向来看，他的小说的时间又像水流一样流淌着心灵的波澜，还有一些作品里的时间飘浮飞翔，云一样轻盈，云一样变幻莫测、聚散飘忽，形态如风，穿越时空和心灵。
写作时间和小说中的时间同步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王蒙对时间酷爱和敏感也许是与生俱来的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就是以时间来命名的。这部带有处女作性质的小说迟到了多年才出版，虽然沉睡多年，但丝毫没有被湮没光芒，直到今天依然焕发出迷人的光彩。
这是一部记录青年学生的长篇小说，写共和国成立之后热情似火的生活。这又是一部关于时间的青春文本。小说开头的序诗这样写道，“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，/让我编织你们，用青春的金线，/和幸福的璎珞，编织你们”。
“青春”是时间，表示年轻；“万岁”是时间，表示古老。青春是美好的，也是稍纵即逝的，王蒙希望它永不消逝。青春是短暂的，但又是长久的，短暂在于人生易老天难老，长久在于青春永远生长，个人的青春如烟云一样飘过，但新的青春又再度生长，所以“青春万岁”。
不同的时间观，有时候就是不同的世界观，当然世界观也会因为时间而变化。时间的长度在物理上也许是一致的，但时间的质量不一样。有的时间因历史变化而变得厚重，有的时间则显得轻飘飘的。王蒙从创作《青春万岁》到现在为止，70年间创作的总字数超过2600万字。这样悠久的时间长度和庞大的体量，在当代作家中可谓奇迹，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也极为罕见。作家的生命是一种时间长度，这种长度能不能转换成创作长度也因人而异。王蒙70年的创作生涯，留下了共和国历史前行的足迹，通过时间塑造了历史的形象，塑造了中国人的形象，也塑造了自己的形象。他的作品也成为共和国历史的镜像。
王蒙的小说具有广阔的时空，横跨三个世纪之远，空间从河北南皮乡村到北京四合院，从新疆到欧美大陆，再到中国东南部工业园，世界之开阔和小山坳之逼仄，他都有精致地描绘。在题材上，从革命岁月到改革开放的场景，从共和国第一代中学生的青春到中老年知识分子的婚恋，从北京胡同里的旧式家庭生存状态到新疆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状态，从京郊农民的悲欢到球星、名医的奇遇等，都在王蒙不同时期的作品里得到体现。如此壮大、宏阔的历史舞台，王蒙以时间巨笔书写了人间万象。
物理时间在王蒙作品里表现为两方面：一方面是文本外部的时间历程，在王蒙的小说写作中留下明显的痕迹。《青春万岁》《这边风景》《春之声》《蝴蝶》《相见时难》《青狐》《尴尬风流》《仉仉》《女神》《笑的风》《霞满天》等，如果把王蒙这些作品排列起来，会发现是一个编年史的结构。另一方面表现为文本的内部时间，这就是王蒙的写作依照着大自然的时间顺序，包括但不仅限于故事和情节发展的时间，小说人物的成长所需时间、人生经历时间等。如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的情节发展时间，上班第四天，林震去通华麻袋厂了解发展党员的情况。他预备了半天的提纲，和厂组织委员魏鹤鸣只谈了五分钟就用光了，这使他很窘。“第四天”“五分钟”都是典型的物理时间。《这边风景》《霞满天》都是由物理时间支撑起小说的基本骨架。
这种物理时间还表现在王蒙的写作时态上。他是一个回忆性作家，也是一个即时性写作的作家。他的一系列小说可以说是当下生活的“现场直播”，写作时间和小说中的时间同步，他和小说拥有了相同的物理时间，小说和生活在时间上是重合的。
文学界曾经流行过审美距离说，认为作家对生活的反映最好不要近距离地去书写，因为缺少应有的距离，往往容易身在庐山中，不识真面貌。如果过一段时间，事情和人物尘埃落定了，这样写起来更客观和冷静。因而描写当下的生活、反映现实的题材常常成为一些作家的瓶颈，认为沉淀沉淀再写会更好。审美距离说有一定合理性，很多回忆性的小说容易打动人，不仅仅是怀旧的原因，也是由于时间过滤掉那些非文学元素，留下来的记忆带有天然的文学性，所以更容易打动人。即时性的书写一般不被看好，留下的好作品也不多，而王蒙反其道行之，几乎在他的70年创作中时时保持这种即时性书写的热情，青年时期如此，中年也是如此，到了晚年似乎更加贴近现实了。一般说来，老年往往是作家回忆往昔、拒绝现实的阶段，而王蒙依然保持着拥抱当下的生活热情。这种写作的风险在于时过境迁，导致速朽。王蒙与生活同步的写作，不仅当时看了新鲜，过后没有速朽，留下一系列让人过目难忘的作品。时间造成的审美距离，对王蒙来说不是问题。
以音乐思维呈现心理时间
“咣的一声，黑夜就到来了。”
这是《春之声》的开头第一句。《春之声》是施特劳斯的名曲，王蒙的小说选择名曲作为小说的题目，足见他对施特劳斯和音乐的热爱。《春之声》和他的《夜的眼》《风筝飘带》《海的梦》，一并被称为东方意识流的“集束手榴弹”。
这篇作品之所以被称为“意识流”小说，在于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，或者说没有完整的叙事骨架，而是在音乐声中让文字和情感自由流淌。意识流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有着完整的体系，而王蒙并没有读过“意识流”代表作，所以他对自己的小说被称为“意识流”感到惊讶。
那么，《春之声》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不是。这里要回到小说的题目，回到音乐对小说的内在影响。王蒙选择《春之声》作为题目时，决定了整个小说沉浸在音乐的河流之上。音乐靠音符和旋律来构成艺术空间，小说靠语词和叙述来建构世界。《春之声》打通语词和音符、旋律和叙述的界限，形成新的叙事。读这部作品，我们感到音符的跳动和旋律的奔涌，语词转化为音符，叙述成为旋律，而意识流本身的特点就在于记忆的片段化和叙述的情绪化，这与音乐的抽象和自然流动是同构的。
王蒙是一位音乐造诣很深的作家，发达的听觉活动为小说注入另一股真实的情感力量。他说：“声音是最奇妙的东西，无影无踪，无解无存，无体积无重量无定形，却又入耳牵心，移神动性，说不言之言，达意外之意，无为而无不有。”王蒙的小说多次以“歌唱”方式来表达，音乐在《春之声》里转化为小说的结构、皮肤、血液、灵性，小说写声音和音乐到了至境，也就和“意识流”的“流”相通了。
其实，王蒙在所谓的意识流小说中使用的是音乐思维。音乐的思维方式是抽象而具体的。抽象在于它用音符叙事，具体在于每个音符又是具体可感的，有自己的音长、音高和音色。音乐通过时间的流动来构成节奏、旋律和腔调，这样的时间是物理性的，一首乐曲的长短可以用时间来计算，而音乐的时间心理性成分会比文学、雕塑、绘画大得多。文学的时间在阅读中产生，是通过视觉转化为想象，再转化为形象的。雕塑和绘画的时间是凝固的，视觉和画面的复合形成意象美学。音乐的非视觉化让听者通过心理想象来产生美的感受。音乐的叙述性借助音符流动和旋律生成特殊的心理时间。
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相互交织
如果说物理时间要尊重客观、显性的时间问题，那么心理时间则是隐形、主观的。心理时间随着人物情节的走向而延伸，或许大于物理时间，或许小于物理时间，总之无法和物理时间完全等同。物理时间遵循自然世界的客观规律，心理时间更在意人的感觉。这种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的交织在王蒙的小说中尤为明显，因而形成有别于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的第三时间，物理学称之为量子时间，而我习惯称之为云叙述。云叙述的特点在于打破叙述的时间和视角，打通人称的壁垒，由定点叙述转化为散点叙述，空间可以转化为时间，时间也可以转化为空间。
王蒙在一些小说中有意识地淡化时间的存在。比如在《杂色》中，他虽然写了具体的时间，精确到年月日，但读完《杂色》之后你会发现小说里的时间几乎是凝固的，时间对曹千里和那匹老马没有意义。《杂色》的叙述已经呈现出一种云叙述的状态。云叙述的特点就是叙述的起点和终点不明确，叙述的时间、空间也不明确。云的特点是移动的，变化多端，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。这种云叙述在《闷与狂》中得到充分体现。这部作品彻底弥合了时空的界限，叙述者也被叙述者的界限打破了。
在《闷与狂》中，作家已处于一种追逐时间的状态。他在追逐历史，历史也在追逐他；他在追逐现实，现实也在追逐他。“我常常陷入一种胡思乱想或者准梦境：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追逐一个影子。两个影子拼命地追赶我。或者是他们锲而不舍地追逐我，以为我是阴影。”这两个影子一个是历史，一个是现实，历史是现实的影子，而影子又是昨天的现实。在《闷与狂》中，历史和现实纠结着，像两个影子，互相拥抱又互相离异，朝着同一个方向，又向着不同的方向。历史与现实的无穷纠结，在王蒙小说里尴尬而又潇洒地首尾交接，剪不断理还乱。王蒙曾经试图整理过这样的纠结，但发现旧的纠结尚未了结，新的纠结又源源不断地涌来。这种纠缠是时间的纠缠，也是空间的纠缠，最终形成量子时间的纠缠。
文学与时间的关系密不可分，文学本质上是记忆的倒流、岁月的回放。如何倒流，如何回放，则是由作家的时间观所决定。时间的本质是“存在”，大到宇宙的存在，小到粒子的存在。而人的存在，语言的存在，声音的存在，感觉的存在都是文学孜孜以求的。时间给予王蒙可谓多矣，90年的岁月，70年的写作，让他成为一个巨大的存在。而我们穿越这些语词的迷障和叙述的曲径，发现的是一个年轻的心和不老的灵魂。这是文学的意义。
（作者：王干，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